這是揭秘交易絕跡一張遍布全國的龐大網絡。從地下到網上，野生野味從東南到西北，動物從城市到鄉村，非法從森林到戈壁……伴隨著巨量的網食金錢，野生動物通過這張網絡，陋習被運送到食客嘴邊。揭秘交易絕跡

　　我國正在全方位開展疫情防控阻擊戰。野生野味盡管中間宿主還未完全確定，動物但和2003年的非法SARS一樣，這次疫情的網食病毒來源也指向野生動物。

　　哲人說，陋習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揭秘交易絕跡但悲劇卻再次上演。野生野味人們擔憂的動物是，我們會不會第三次踏入這條河?

　　線上“野味帝國”

　　“2020年1月23日，凌晨，河麂子，又是一車，歡迎訂貨!”1月23日，一個名為“養殖珍禽和種植水產交易服務”的微信號朋友圈中發布視頻，畫面中一只動物蜷縮在鐵籠，眼神充滿驚懼。發布者稱，這些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河麂，一批就有100多只。

　　在舉國上下為疫情憂心忡忡，許多人因失去親友失聲痛哭時，野生動物非法交易依然在進行。

　　1月21日，市場監管總局等三部門下發通知，要求進入市場的野生動物必須檢疫合格。1月22日，包括中科院院士許智宏在內的19名院士學者聯名簽字，倡議杜絕野生動物非法食用和交易。

　　隨后，此商販在朋友圈繼續吆喝生意，并稱自己的野生動物“帶檢疫、養殖和銷售證”。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志愿者劉懿丹告訴記者，近年來網絡黑市銷售野生動物日益猖獗，不少野味販子借著虛擬平臺的管理漏洞，創建了一個個屬于自己的“野味帝國”。

　　記者發現，這些野味販子通過微信朋友圈、網店等不斷傳播殺戮野生動物的視頻，把自己打造成黑市中的“網紅”，吸引嗜血食客：

　　一只已經死去的黃麂被吊在木架上，頭上和頸部的皮已經被剝下，幾個人笑嘻嘻地拿著刀子砍腿，地上全是血。

　　開膛破肚、剝完皮毛的竹鼠，仍在跳動的心臟被放大拍攝。拍攝者大喊：“看到沒有，還有心跳，這技術也是沒誰了!”

　　拿著鐵錘直接砸向野羊的頭部，羊應聲倒地。“這是第四只了!”。畫面一轉，地上堆著被大卸八塊的羊肉。

　　對野味食客來說，這些似乎還不夠。販子們會不斷強調，自己賣的是正宗野味而非馴養繁殖。

　　視頻中，竹林里的野豬中了陷阱想要逃命，藏在一旁的“主播”趕緊跑過去給鏡頭特寫，大喊“實在是太兇了!”

　　有的販子“花式殺戮”野生動物時，不忘加上配音：“純野的，一丁點油都沒有哦!”“純野生野雞，看這羽毛，多漂亮!”“兄弟，看一下，野生的，腿上沒有傷!”

　　令人心悸的除了血腥，還有骯臟不堪的環境。販子們往往選擇山村中偏僻破舊的院子進行宰殺，成堆的動物死體直接露天擺放，地上全是血和毛混雜的垃圾。

　　“野味網紅”的朋友圈更新非常快，一天下來，視頻多達十幾條甚至幾十條。白天鵝、白額雁等國家重點保護動物是“常客”;來源不明的果子貍、豪豬、竹鼠數不勝數;大王、水律、眼鏡等蛇類按噸供應;剝了毛的小麻雀100只一包，一次供應30萬只……

　　除了微信，在抖音、快手、QQ空間、網絡論壇里，關于捕獲、殺害、售賣野生動物的內容都廣泛存在。

　　有著眾多上家和下家的販子們難掩高調。有的發動對外招商融資，召開股東大會，以一萬元一股的價格出售原始股票;有的手上奇珍異寶數不勝數，動物園都要從他手上購買各種野生動物;有的在微信上招聘“團隊成員”，做品牌擴張，分享自己的夢想是把生意推廣到全中國，擁有“成功者的輝煌”。

　　這些販子十分狡猾。他們在視頻中從不顯示有關地址和個人身份等信息。除了偶爾暴露的方言口音，幾乎難以定位。

　　線下“跨維流動”

　　中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委員周海翔表示，國內野生動物的銷售主要有公開市場、地下黑市、網絡售賣三種方式。公開市場以零貨銷售為主，相比熟客走量型的地下黑市和日益興起的網絡售賣，公開市場呈現的只是冰山一角。

　　在這張龐大的產銷網絡中，南方省份以及東北地區供應量和消費量巨大，西部邊遠地區則成為重要野生動物的供應地。

　　“各地野生動物資源不一樣，比如寧夏主要是野雞、野兔、野鴨，東北以狍子、熊掌為主，河北、天津、安徽一帶主要是各類小型候鳥，廣東、廣西一年四季蛇和鳥都不少，浙江、湖南、湖北有丘陵地區野豬、麂子這些獸類……各地區的特色，拼齊了一副‘野味地圖’。”讓候鳥飛志愿者天將明說。

　　業內人士表示，在不少地方，捕捉野生動物成了重要收入來源，甚至還有成功培訓野生動物作為“捕獵助理”。

　　媒鴨是獵人為網捕野生水禽、吸引獵物而馴養的野鴨。長期關注野生動物非法交易的劉懿丹介紹說，馴養媒鴨的捕鴨人基本來自特定的地區。每年中秋節后，他們就奔赴全國各地捕鴨，尤其在新疆、青海、內蒙古地區更是“集團化作戰”。捕鴨人一般只負責抓野鴨，不負責賣鴨子，獵物則給“大老板”，每人每月可掙上萬元。

　　配合偷獵的，除了媒鴨，還有猴子。森林公安查處的多起案件顯示，每逢鷺鳥繁殖季，安徽部分地區“偷鳥人”，就會有組織地赴全國各地偷鳥蛋。鷺鳥喜歡在高樹上集中產卵，“偷鳥人”便訓練猴子偷鳥蛋。猴子帶著口袋爬到樹頂，把鳥蛋掏好順下來。

　　抓獲野生動物只是這場瘋狂交易的起點。這些巨量、大型甚至是活體的野生動物，如何通過非法途徑運送到各地的呢?

　　北京草原之盟環境保護促進中心志愿者祁玉婷，曾參與記錄野生動物非法販運過程。

　　當時他們接到線索，寧夏一些大巴車司機，常年與野生動物販子勾結，將野兔、黃羊、野雞等活體或死體塞入行李艙中運至各地。志愿者分乘三輛從寧夏開往華中地區的大巴車進行跟蹤記錄。他們觀察到，僅一次運輸過程，各個接頭地點與三輛大巴車交接貨物的車輛就有27臺。

　　“他們不僅卸貨，也會上貨，常年運輸，形成了一條流動的‘販運大通道’。這只是我們一次跟蹤所了解的情況，全國這樣的通道不知道還有多少。”祁玉婷說。

　　中國裁判文書網近年來關于全國客車非法運輸野生動物的案例顯示，這個網絡幾乎可以到達我國的所有角落。上面流動的各種動物，有穿山甲、娃娃魚等珍稀物種，也有果子貍、旱獺、野兔等易于傳播病毒的野生動物。

　　志愿者與司機攀談得知，夾帶野生動物的收益，遠超運客收入。例如，拉一只野兔子收10元，一趟下來能賺5000元。有的大巴車，根本不拉帶行李的旅客。在某種意義上，乘客成了野生動物的掩護，運輸野生動物才是這些司機的主業。

　　這些司機不知道的是，他們得到的只是這條產業鏈中的零頭。多起案件顯示，非法野生動物從捕獲到最后售出，中間的利潤可以翻十倍。一只天鵝的進價為2000元，轉手就能賣到2萬元。

　　按照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運輸野生動物出縣境，必須要有檢驗檢疫證明和合法來源證明。在實際工作中，相關檢查遠遠不夠。

　　“大巴車司機長期干這個，一出發就打電話。這邊發車了，那邊就說在哪里等，如果有危險馬上通知換地方。”祁玉婷說。

　　志愿者還發現，上下貨點一般集中在高速收費站、服務區附近的路邊、空曠平地等。有的貨點甚至在終點客運站，就在管理人員眼皮下。

　　除了大巴車，火車、貨車、飛機等也經常運送野生動物。

　　公開報道顯示，有膽大妄為的野生動物販子，公然將一車車野生動物拉至火車站轉運。勾結鐵路貨運部門管理人員，身著工作人員制服，自由出入貨運場所。

　　滬昆高速湘贛交界處的收費站，一輛裝運蘋果的貨車放棄綠色通道，選擇收費通道通行，引起民警注意。打開車廂，搬開一箱箱蘋果后，大量野生動物的死體出現在民警眼前：因是非法狩獵而得，許多動物腿部斷裂失血而亡，血肉模糊。

　　按圖索驥，在2018年，江西省森林公安局發現了一張遍及全國15個省份、江西11個地市30多個縣的犯罪網絡，查出不少公職人員參與販賣，非法開具運輸證明。

　　這張巨大的運輸網絡，不僅把金錢送到了各地，也把病毒擴散到了四面八方。

　　“據我調查估算，全國每天至少有上百噸野生動物被賣掉。受疫情影響，現在大部分只能躺在冷庫。在新型冠狀病毒傳染源和傳染機制沒有明確之前，這些野生動物都可能是極度危險的致病源。”劉懿丹表示。

　　野味產業形成了層級分明的產業鏈條和龐大的銷售網絡。其中，根據“冷庫”規模，就可以判斷商家的地位。

　　上規模的“上家”，把廠房改造成冷庫。小規模的代理商或經銷商，“冷庫”就是冰箱或冰柜，散布在菜市場、街邊小店、山區破舊樓房中，遍地開花，相關部門甚至無法提供基本估算量。

　　“利用”實為“利益”

　　2003年8月，在SARS疫情被逐漸消滅后，林業部門將果子貍等54種陸生野生動物，列入可進行商業性經營利用、馴養繁殖技術成熟的動物名單。

　　面對外界爭議，主張馴養利用野生動物的人士表示，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蝙蝠，果子貍只是中間宿主，不是天然宿主。因此，果子貍已經洗清了冤屈，利用并無問題。

　　事實上，研究SARS病毒源頭的多位專家曾公開表示，中間宿主是和人類接觸機會更多的動物，在病毒從自然宿主到人的傳播鏈中，往往扮演著關鍵角色。要停止消費果子貍等野生動物，將疾病暴發風險降至最低。

　　無論如何，經官方認可后，果子貍產業發展迅猛。以“中國果子貍養殖之鄉”江西省萬安縣為例，這里僅一家龍頭企業就年產商品貍2.8萬余只，年產值3500多萬元。

　　實行一段時間后，“54種動物名單”被廢止。野生動物只要經過林業部門批準，均可以馴養繁殖和利用，范圍非常寬泛。

　　17年來，中國野生動物利用產業發展迅猛。以江西為例，公開報道顯示，截至2018年，全省野生動物馴養繁殖及經營利用企業1500余家，實現野生動物繁育產業年產值100億元的發展目標。

　　“相對來說，確定可以商業利用的54種動物，比現在遍地開花的局面還是好很多。有很多野生動物無法進行人工馴養，但非常容易通過審批拿到‘馴養繁殖許可證’，讓人氣憤又無奈。”周海翔說。

　　有學者根據國家林業局在線審批系統的公開資料搜索，2005-2013年間，國家林業局共計向企業和個人發放了3725張“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這還不算各省級林業部門審批的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的馴養繁殖，以及無序非法的馴養繁殖。

　　審批容易、監管缺失，導致林業部門發放的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和“經營利用許可證”廣受詬病。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其成了非法野生動物交易的“洗白工具”。

　　大量案件表明，很多持證養殖場都是“掛羊頭賣狗肉”。名為養殖，實卻是大肆非法收購野生動物。后門非法進，前門合法出，養殖場“坐地生金”。

　　記者調查發現，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公開做起“辦證買賣”生意，驚現“辦證集團”。

　　“證件辦不下來一毛不收，有需要辦的朋友請提前預約，年后要辦的人很多，現在都有十幾位預約了。”在名為“養殖珍禽交易服務公司”的微信朋友圈，不僅每天直播殺害野生動物視頻，還稱自己可以每個證2萬至3萬元的價格，幫助“很多想做野味生意的朋友”。根據其張貼的微信對話截圖，前來咨詢者絡繹不絕，“辦證”生意十分紅火。

　　據業內專家推算，我國野生動物馴養繁殖利用產值，每年至少數百億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野味產業。

　　2019年2月，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下發指導意見，“鼓勵社會資本參與種源繁育、擴繁和規模化養殖，發展野生動物馴養觀賞和皮毛肉蛋藥加工。”

　　2019年12月，武漢陸續出現多名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此后疫情迅速蔓延。新型冠狀病毒來源，指向武漢一家海鮮市場非法銷售的野生動物。

　　科學研究表明，近些年來世界各地出現的新發傳染病，如H7N9禽流感、埃博拉、中東呼吸綜合征等，都和動物有關。

　　“這些病毒本來存在于自然界，野生動物宿主并不一定致病致死，但由于人類食用野生動物，或者侵蝕野生動物棲息地，使得這些病毒與人類的接觸面大幅增加，給病毒從野生動物向人類的傳播創造了條件，危及公共衛生安全。”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原校長許智宏等學者指出。

　　志愿者洪武多次到廣東等地的農貿市場調查，發現旱獺與鼠類可以大量批發。而旱獺與鼠類都是鼠疫的自然宿主。

　　“兩廣向來有‘一鼠抵三雞’的說法，所以鼠類、旱獺等很有市場。它們又黑又大又多，混雜在一起，市場好像‘地獄一角’，但商販都聲稱自己是持證合法經營，拿他們沒辦法。”洪武說。

　　更荒誕的是，鼠類等野生動物被林業部門批準進行馴養、繁殖、利用，然而農業部門卻無法對其進行檢驗檢疫，食用的潛在危險極大。

　　《動物檢疫管理辦法》規定：“動物檢疫的范圍、對象和規程由農業部制定、調整并公布”。公開信息顯示，目前我國農業部門只頒布了生豬、家禽、反芻動物、馬屬動物、犬、貓、兔、蜜蜂等約10種動物的產地檢疫規程，野豬、野禽等可對應參照上述規程進行產地檢疫。這就意味著，絕大多數動物無法進行檢疫。

　　專家表示，動物檢驗檢疫的標準確實“很令人頭疼”。一方面，人類對野生動物所攜帶的病毒及其傳播方式的了解十分有限，無法制定相關依據;另一方面，從公共衛生安全角度來看，不應該允許相當一部分動物進行經營利用，更不能為其制定檢疫標準。

　　“基本淪為一個擺設了。”林業部門一位長期負責野生動物保護的專業人士表示：“野生動物種類太多了，一百多種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省重點也有一兩百種，還有數量更多的‘三有動物’、沒有列入保護名錄的動物。沒法檢，不知道檢什么東西，根本弄不到位。”

　　呼喚飲食“文明”

　　2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表示，已部署啟動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改工作。宣布修改法律，是對民聲民怨的積極回應。

　　專家學者認為，目前我國野生動物的數量銳減、公共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根源在于對野生動物的濫用。通俗地說，就是受到了大自然的懲罰。

　　法律既是社會價值觀的反映，更應引導社會的理念。在資源匱乏的年代，將野生動物視為“資源”加以利用，是歷史的客觀局限。現在，中國人普遍接受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立法不應落后于公眾意識。原有法律中將野生動物作為“資源”進行“利用”的理念，應該重新審視。

　　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解焱認為，野生動物保護法應該回歸“保護野生動物”的初衷和本意，根本還是要為保護野生動物提供法律保障，而不是為“利用”野生動物提供法律保障。

　　此外，野生動物保護法不是“瀕危野生動物保護法”，要改變目前法律重在保護瀕危野生物種，而非重點保護動物“有效保護幾乎為零”的狀態。

　　周海翔認為，物種之間相互依存，健康平衡的生態系統離不開每一個物種。數量巨大的非重點保護動物，才是整個生態系統的“塔基”和“塔身”，其對于生態系統的價值絕不弱于處于“塔尖”上的重點保護動物。

　　從公共衛生安全的角度，對人類危害更大的并不是數量稀少的國家級保護動物，而是現在被廣泛允許利用的非國家級保護動物。經過兩次大的疫情，應該更多從公共衛生安全的角度，對野生動物保護政策進行調整。需將野生動物保護法的范圍擴展為全面覆蓋所有野生動物，對野生動物提出普適性保護規定。

　　此次修法，還將加快動物防疫法等法律的修改進程。專家指出，修改動物防疫法是好事，但切忌為了配合野生動物利用而強制擴大動物檢疫防疫的范圍。基于對動物病毒存在許多未知的現狀，嚴格控制為野生動物發放檢疫證的范圍。

　　針對野生動物非法交易泛濫的現狀和懲處的困境，還應制定具有震懾力和針對性的法律內容。

　　從管理的角度看，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會長呂忠梅表示，應防止主管部門監督與管理職能合一、“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現狀，通過完善流程加強部門聯動，填補目前管理體制中的空白。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馬勇表示，信息不公開，公共利益就容易變成部門利益。野生動物監管問題亟需中央環保督察全覆蓋，查處一批失職瀆職的典型案例。(記者史衛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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