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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校者必須先為“人師”—新聞—科學網

  • 作者:陳彬 來源: 中國科學報 發布時間:2022/10/11 9:22:56 選擇字號:小 中 大
    中國工程院院士、人師華中科技大學校長尤政:
    治校者必須先為“人師”

    治校者必須先為“人師”—新聞—科學網

     

    尤政

    ■本報記者 陳彬

    和中國工程院院士、治校者必華中科技大學校長尤政見面時,須先學網他的為新聞科稱謂可以有諸多選擇——院士、校長、人師教授……然而,治校者必當被問及平時同事們都怎么稱呼他時,須先學網尤政卻笑著告訴《中國科學報》:“在學校,為新聞科老師永遠是人師最好的稱呼。”

    2021年10月,治校者必在清華園工作了30多年的須先學網“尤老師”離開北京,回到千里之外的為新聞科武漢,就任華中科技大學校長一職。人師對于這座學生們口中的治校者必“喻家山森林大學”,尤政一點兒都不陌生——成為清華大學的須先學網“尤老師”之前,他一直都是華科大的“尤同學”。

    在10月6日華中科技大學70周年校慶大會上,尤政以《頂天立地 追求卓越——走好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為題作報告。在長達27分鐘的講話中,現場自發響起17次掌聲。

    從武漢到北京,由同學變老師,再到如今的校長,這位一直致力于智能微系統技術攻關的科學家,也完成了一次人生經歷的“回旋”。而每次身份轉換的過程,也加深了他對我國高等教育趨勢和高校治理改革的思考。

    校長應兼具管理與學術能力

    《中國科學報》:近年來,一批以院士為代表的科學家出任大學校長,公眾也將其作為一個新現象加以關注。然而,無論是對象還是方式,大學管理與科研都有著很大差別。你認為對于一位科學家校長而言,要完成自身的角色轉變,需要做哪些方面的積累?

    尤政:在中華民族的傳統中,對“師者”一直有很多期待,比如“學高”和“身正”都是關鍵詞。只有兼具這些條件,才能成為一名好老師、好校長。然而在國外,特別是在一些歐美國家,大學校長通常只是名譽性的頭銜,大學具體的管理工作由副校長等專業的行政管理團隊完成。因此,在選聘校長時,國外更關注候選人的社會影響力,他們的知名度對高校對接社會資源起到重要作用。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作為一名大學校長,首先還是要按“懂政治、講政治”的教育家標準要求自己,不僅要有以較高學術水平為基礎的社會形象,還應具備出色的管理能力,且后者更為重要。從這個角度看,校長這一職位不能是“偏才”,還需要在精研學術的同時,做好學校的管理工作。

    具體而言,雖然系主任、院長和校長都是高校的管理崗位,但三者有著很大不同——系主任和院長的工作大多圍繞自身學科領域進行,學術與管理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并行不悖,相互促進。但作為需要把握學校辦學方向、提出辦學治理理念,引領學校所有學科、各項工作協同發展的校長而言,則難以百分百兼顧。

    在擔任校長前,我已在微系統技術領域從事了30多年的研究工作,建立并培育了一個體系成熟、分工明確的研究團隊。我認為,校長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建立一個科學、現代化的人才培養和學校創新與治理體系上,在管理上的投入應占到其工作總投入的85%以上,要遠大于對自身教學與科研業務的投入。在完成這一“首要任務”的前提下,才能去從事一些具體的教學和科研等業務工作。作為科研團隊的負責人,科學家校長則要從科研一線的“領跑者”轉變為學術方向的“掌舵者”。

    《中國科學報》:如果從發展角度看,現階段研究型大學“科學家校長”頻出,是否與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階段具有一定的契合性?

    尤政:基于我國傳統觀念以及新時代高等教育戰略部署,社會及公眾對于現階段大學校長產生了“科研”和“管理”的雙重期待。從另一個角度看,正是因為長期以來黨對高校的全面領導、高校全面深刻地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才有了“科學家校長”產生的土壤。

    我國歷來十分注重對高校管理者能力的全面培養,講求“紅專結合”。很多高校青年教師都經歷過從輔導員、班主任,再到“雙肩挑”院系管理者的角色轉變,并逐漸參與到學校的治理工作中。我在高校工作已經有30多年,其間從未間斷給本科生上課,并先后擔任系副主任、主任、院長、學科規劃與建設辦公室主任、校長助理、副校長,熟悉研究型大學的管理工作。

    在我看來,高校管理者只要政治立場堅定,有豐富的教學經歷和一定的學術積淀,并在管理上遵循科學化、系統化的規律,就能當好既符合社會期待,又滿足高校發展要求的“科學家校長”。

    “科學家”成為“大家”要有人文情懷

    《中國科學報》:有人認為,當前公眾對科學家校長的關注還隱藏著另一種認知,即科學往往帶有工具理性色彩,而教育要更多體現人文情懷,這導致兩者在價值歸屬上有所不同。對此你怎么看?

    尤政:很多科學“大家”往往出自于綜合性大學,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科學精神和人文情懷總是相輔相成的。憑借科學家的探究精神,一個人也許能在科學研究的某個領域取得一定成就,但要成為“大家”,就一定要兼具人文情懷。這也是近年來一些高校由特色學科領域走向綜合性大學的必然規律。

    教育的發展要與時代相適應,以符合國家所需及時代要求。上世紀50年代,為了加速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奠定經濟發展基礎,許多大學的專業設置重點在工科。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在取得各方面成就的同時也對高校提出新的要求——調整學科架構、產生一批有世界影響力的成果與大師。

    一所大學如果沒有深厚的文化底蘊,便很難成為真正的一流大學。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一批公認的“大家”告訴我們,除了科學成就外,“大家”的共性還在于要具備深厚的文學素養和人文情懷。

    國際上,不乏用巨額資金在短期內“砸”出來的排行榜上的“著名”大學。它們可以靠與名人合作產生一批影響因子很高的文章,但并不會因此成為一流大學,原因就在于只有指標上的對接,而缺乏文化積淀。所以,想要成為一所公認的一流大學,人文素質教育和校園氛圍營造是不可或缺的。

    《中國科學報》:你提到的“指標”也涉及目前我國正大力推動的人才評價機制改革。你認為“五唯”到底應該怎么破?

    尤政:在國家大力推動“破五唯”背景下,目前高校純粹的“五唯”現象已經很少了,但其影響仍難以在短時期內徹底消除。

    片面的量化考核,比如大家熟知的“數論文”給科研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必贅述。雖然國外高校也存在所謂“數論文”階段,但往往只是在教師獲得終身教職前,因為需要通過標志性論文證明自己的學術能力。此時,教師需要努力積累自己的學術成果,“數論文”的導向有利于激發其科研熱情。但當教師獲得終身教職,并將學術引向深入后,簡單“數論文”便失去了意義,自然也就不再實行。

    相較之下,國內的情況卻是由于陷入量化考核慣性,許多老師可能長期處于“數論文”狀態中,沒時間靜下心來做深入的學術與“大科研”。

    綜觀全局,“破五唯”關鍵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并且“破五唯”后,最急迫的是應建立一套新的評價體系,針對不同階段、不同層次、不同學科類型的人員,制定不同的評價標準。要改變此前的評價觀念,建立一套“重創新、比貢獻、講質量”的分層、分類的多元評價機制。

    擺脫“以教師為中心”的“制磚”模式

    《中國科學報》:近年來,信息技術對于高等教育的影響極為深刻,特別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使知識查詢變得更加便捷。在某種意義上,“知識”已經不再是稀缺品。你認為這會給高校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養模式帶來哪些影響?

    尤政:這個問題要從管理和教學兩個層面分析。在管理層面,信息化以及智能化無疑減輕了管理者繁重的數據處理負擔,但它也只是為管理者提供了更多決策信息支持,并不意味著其能替代人的決策。

    從管理層面來說,如果高校管理全部依賴信息化,也就喪失了管理的必要性。換言之,當下管理者的責任是在一定的辦學治校理念驅動下,借助信息化輔助決策手段提高學?,F代化治理水平,而不是把決策權交給計算機與編程人員。

    教學工作更是如此。人才培養模式要擺脫以前那種“以教師為中心”的“制磚”模式,即教師只根據自己的知識儲備,把學生燒成一塊統一制式用途的“磚”。而現階段,隨著國家需求與時代要求的轉變,必須讓學生自己認識到“興趣點在哪兒、應該怎么做、能做好什么”,這才是培養人的根本。在這方面,日益發達的信息化技術可以為探究性教學、啟發性教學提供充分支持,實現因材施教。當然,新技術也會帶來新問題,如PPT課件取代了教師靈動的板書、浸入式推理的教學過程,使師生共推一個公式、同解一道題的場景難以再現。

    能力培養方面,國外大學普遍采用“大作業”的知識學習與綜合應用的經驗值得借鑒——在課程學習中,教授會布置一個題目,要求學生課后完成,但要想解答它,僅靠課堂講授的知識遠遠不夠,需要學生自主學習大量課程。大家公認這一過程極具含金量和挑戰性。宏觀來看,課堂講授的知識僅僅是最終掌握知識的一小部分。在海外名校留學歸國人員中,對這種課后“大作業”的教學方式贊許者甚多。

    《中國科學報》:近年來,國內高校也在開展啟發式、探究式教學探索,特別是支持本科生做科研。但對此也有一些爭論,有人認為本科生并不具備研究能力,有人則主張不應該為研究者設置門檻。您覺得哪種方式對于人才培養更加有利?

    尤政:學術研究在任何學歷和學位階段都可以進行,即使是大學本科階段,也應把培養學生的學術研究和探究行為放在重要位置,否則便喪失了學術研究自身的屬性。

    當然,不同學歷和學位階段的研究應有所區別。沒有一定知識儲備和思考積累,短時間內突然具備學術研究能力也不現實。古人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我的理解是,“思”是要讓學生進行自主思考。反觀當下,高校的教學計劃中灌輸式課程比例還是較高,讓學生自主思考的部分不夠,認為給學生多灌輸知識才是一種“負責任”的培養,這一觀念要改變。

    與此同時,現行的教師考核體系以“工分”為標準,導致老師會想方設法多設課、多上課,而課程質量和必要性卻被忽視。

    因此,從教學管理層面看,既要讓老師有權力決定講授知識和學生自主探索的分配比例,也要根據學生培養的實際需求,設定課程的教師數量,讓每一位老師都可以專心地把該上的課上好,并留出足夠時間讓學生自主思考和探索。

    國內高校須跨過“趨同性”門檻

    《中國科學報》:近年來,華中科技大學在學科布局上做了很多優化調整,整體學科分布更加均衡,而工科的專業優勢也并沒有改變。作為校長,你提出“頂天立地、追求卓越”的辦學理念,以新工科建設深化工程師人才培養改革。在你看來,目前高校在人才培養上有哪些需要面對的共性問題?

    尤政:從歷史上看,華中科技大學走了一條從單一的理工科高校向綜合類大學發展的道路。今年,我們提出未來華中科技大學建設的目標是要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和華科大風格的社會主義大學。這一路徑的選擇既考慮了國家的需求導向,也基于未來人才培養對于大學發展的客觀要求,同時也符合學校的實際情況。

    當下,我國高校的發展面臨“眼前”和“長遠”兩類問題,因此高校在人才培養上既要立志培養頂尖的社會精英,如治國棟梁、學術大師、興業之才、強軍之將等,更要培養一大批社會急需的各類人才。如果我們不重視長遠的拔尖基礎人才培養,便可能達不到理想的高度。

    但與此同時,對于當下急需解決的發展難題,我認為要加大卓越工程師培養力度,加強“專精特缺”人才和創新創業人才培養。這是根據華科大的學科發展特點、所處地域特點,以及我們所具備的人才優勢決定的。

    面向未來,我國的高等院校要想走得更遠,就必須跨過“趨同性”這一門檻。目前,國內高校數量已有數千家,如果每所大學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不是集中在“論文專業”“排名專業”上,就一定能培養出滿足社會需求的各類人才。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圍繞評價考核等關鍵問題進行一系列體制機制改革。這是所有高校管理者都需要面對和努力探索的課題。

    《中國科學報》 (2022-10-11 第4版 高教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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