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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在杭州看日全食。獎年作者供圖

■劉重持

今年年初，榮譽我加入了深圳理工大學，科學為本科生設計并講授“生命科學導論”這門通識課。學生新聞在課程設計之初，獲諾后也我就決定將“模式動物與諾貝爾獎”作為內容之一。獎年

恰好在10月7日，榮譽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揭曉，科學我的學生新聞博士生導師、美國科學家維克托·安布羅斯（Victor Ambros）與另一位科學家加里·魯夫坎（Gary Ruvkun）共同榮獲了該獎項。獲諾后也

我想，獎年分享諾貝爾獎得主的榮譽故事和科研經歷，或許更能激發大家對科學研究的科學興趣。

不是特別刻苦，常常會寫錯別字

談到與Victor的結緣，還要從1983年說起。

那時我21歲，正值國內改革開放的熱潮，我有幸通過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吳瑞發起的中美生物化學聯合招生項目，得到了前往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而Victor是哈佛大學新招來的助理教授，我成為了他實驗室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剛出國時，我周圍的同學大多是外國人。由于當時的中國相對封閉，我與外界的交流非常有限，對于很多西方的事物一無所知，這讓我感到很不自信。比如，我第一次吃比薩時，以為它是蛋糕，結果味道讓我大失所望；第一次嘗試日本料理中的芥末時，被辣得眼淚直流。

然而，我遇到了Victor，他是一個很有活力、非常謙虛且善于鼓勵人的導師。他總是對我說，我和其他人一樣聰明，這給了我很大信心。

當時，由于Victor在哈佛的實驗室還沒建好，他便安排我到他博導的實驗室與他一起做實驗。他的博導羅伯特·霍維茨（2002年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實驗室位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后來, 我與Victor一起搬到哈佛的實驗室。我們實驗室的主要目標是確定線蟲中一系列突變體對應的基因，每個學生都被分配了一個基因進行克隆。

我被分到的是Lin-41基因，這是一個受microRNA （后來被命名miRNA）調控的基因，但當時我們并不知道。除了克隆這個基因，我還做了很多遺傳學實驗，想弄清楚這些基因之間的關系。

在科研工作中，Victor常常和我討論一些令人興奮的想法，并問我是否能進行相關的研究。起初，我總是急于嘗試，但后來我意識到他的想法太多，我不可能全部實現。于是我開始有選擇性地接受他的想法，并思考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

剛開始的時候，我常常只關注如何發表文章或取得高分，這與Victor的科研思維相反。他雖然不是特別刻苦的人，也常常會寫錯別字，但他非常聰明，喜歡思考問題，并不太注重知識的考試。

我在Victor的實驗室待了7年，用6年多時間拿到博士學位，又進行了半年的博士后研究。那期間，我在《自然》等頂級學術期刊上發表了3篇重要的學術論文。受到Victor的影響，我逐漸意識到在科研和生活中，很多問題并沒有唯一的正確答案。我們需要學會思考、提出異議，這樣才能更有創造力。

愛吃苦瓜的洋女婿

除了科研上的指導，Victor在生活中的親和與低調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妻子羅莎琳·李（Rosalind Lee）也是圈內人，兩人合作于1993年在《細胞》上發表了一篇關于microRNA研究論文，這篇文章對于此次諾獎有著不可忽視的貢獻。

Rosalind是華人，自幼在美國長大。家里的四個姐妹都選擇了外國女婿，這讓她的媽媽和外婆都不太滿意，唯獨Victor這個洋女婿還算被接受了，因為他有一個特別的愛好——喜歡吃苦瓜。Victor常常與我們開玩笑說，在吃苦瓜這一點上，他與妻子的家人有了共同之處。

每當節假日，Victor都會邀請我到他們家里過節。即便后來我離開了哈佛，但無論是前往美國加州大學進行博士后研究，還是在美國馬里蘭大學擔任教授，我都與Victor及其家人保持著緊密的聯系。

我在馬里蘭大學工作期間，Victor因為他的兒子在馬里蘭大學讀書而經常來找我。有一次，他突然出現在我的實驗室，我的學生們初次見到他時，誤以為他是前來找我請教的博士后，因為他的外表極其年輕，而且又蹦蹦跳跳的，很有活力。他們都在猜，是哪個院系的博士后來找劉老師呢。

后來，我告訴學生們Victor是我的導師，他們都非常驚訝。Victor就是這樣一個非常低調的人。

2006年學生獲諾獎，今年自己獲諾獎

1993年，Victor和妻子合作在《細胞》發表的那篇關于microRNA的研究論文，在當時這項研究并未得到廣泛認可，引用率很低。甚至當我進入馬里蘭大學擔任教授時，邀請Victor到學校作報告，聽眾也是寥寥無幾。大家普遍認為這項研究只與線蟲這種土壤中的小生物相關，而與人類無關。也正因如此，Victor沒有得到哈佛的終身教職。

作為他的學生，當時我們都很沮喪，甚至責怪自己為什么沒有多發幾篇好的文章。但Victor并未放棄，繼續在microRNA領域深耕。

直到2000年，Gary等人發現了第二個microRNA——let-7基因，這才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幸運的是，人類基因組恰好在2000年發布，Gary用生物信息學工具Blast發現了人類中也存在這種microRNA，這迅速改變了人們對microRNA的看法，認為它可能是一個普遍現象，存在于所有生物體中。

自此之后，科學界開始掀起了尋找microRNA的熱潮。Victor也漸漸成為該領域內大家熟知的科學家。

200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了克雷格·梅洛（Craig C. Mello），他是Victor的學生之一，與我是同一實驗室的“戰友”。我曾半開玩笑地對Victor說：“你的學生都獲得了諾貝爾獎，你本應該更早獲得這個榮譽。”Victor則謙遜地說：“我為我的學生能夠獲得諾貝爾獎感到非常驕傲，至于我自己是否獲獎并不重要。”

Victor對科學有著極強的好奇心，我想這也是他能夠在尋找microRNA的路上深耕的原因之一。

2009年，他特地從美國飛到杭州觀看日全食，并邀請我同行。于是，我帶著我的兒子，和Victor夫婦一起在杭州會合。有意思的是Victor也并沒有找到特殊的觀測點，而是隨便找了一個鄉村，拿著黑色的玻璃片對著太陽觀測。后來，我們還一起游覽了中國的其他城市，包括去武漢探望我的父親。我的父親是一名雕塑家，他向Victor介紹了他的很多雕塑作品中所描述的中國寓言故事。這次中國之行讓Victor深感震撼。

也正是那一年，我的科研工作迎來了轉折點，開始考慮轉向草莓研究，因為這與農作物有直接關系，在國內可能會更有發展前景，于是我向Victor提起了這個轉行的想法。他聽了非常贊同我的選擇。

因為這個選擇，我啟動了草莓分子生物學領域的研究。15年前做草莓的專家是用很傳統的育種方法，沒有太多的分子學手段，進入這個領域以后，我開始做草莓的基因組、轉錄組，發掘一些很重要的基因，讓草莓變成很好的園藝作物和果實發育的模式植物。我們實驗室關于草莓的研究處于全球領先地位。

科學研究是一段漫長的旅程，需要耐心、堅持和對未知的好奇。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除了日常的考試，解決問題的能力、社交能力和交流能力同樣很重要。在現實生活中，很多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很多中間地帶，我們需要學會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方向，作出正確決定。

（作者系深圳理工大學合成生物學院杰出教授，本報記者刁雯蕙采訪整理）

《中國科學報》 (2024-10-17 第4版 人物)

（原標題：學生獲諾獎18年后，他也終得這一榮譽——我的導師、新晉諾獎得主維克托·安布羅斯的生活與科研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