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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爆雷”！爆雷面對同行質疑，論文他沒有把責任推給學生 | |
如果有一天，面對沒你研究了很久的同行東西被發現是錯的，你該怎么辦？ 在知乎上，質疑有學者聲稱自己讀研究生時經歷過此事，把責并推翻重做。任推她很慶幸自己及時發現，生新沒有給自己的聞科人生抹黑，“自己發表的學網東西，過些年，爆雷在自己死之前，論文被別人證明是面對沒錯的，那才是同行最可悲的”。 而一名在生態學領域擁有20年經驗的質疑生態統計學家正在面臨這個“可悲”的時刻。 Olivier Gimenez是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高級科學家，10年前，他有一篇關于統計學方法的論文發表在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上。但在今年8月，這篇文章“爆雷”了。來自加拿大的科研人員發表了對這篇論文的回應文章，指出Gimenez當年提出的方法存在根本性缺陷。 被同行推翻研究猶如晴天霹靂。Gimenez近日在Nature上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以及如何應對這場學術危機。  Olivier Gimenez在github上的主頁頭像 ? “我認為這是我一個人的錯誤” 深夜，就在Gimenez快要入睡的時候，論文的共同作者、野生動物學家Fridolin Zimmermann通過電子郵件發來了一個文章鏈接。該文對他們發表于10年前的論文《通過結合捕獲—再捕獲和占用數據優化豐度估算：以大型食肉動物為例》提出質疑。 這猶如一記驚雷，轟得Gimenez徹夜失眠。 他打開筆記本電腦，反復閱讀回應文章，并逐漸意識到，該文作者們指出來的錯誤的確存在，“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 Gimenez難以平復心中激蕩的情緒。那一整夜，他都在反復追問自己一長串問題：為什么我沒有發現這些問題？我該怎么告訴我的同事？會不會已經有人用過這個模型來制定保護策略？如果我所有的想法，包括過去和即將產生的想法都錯了，社會和學術界會怎么看待我？ 時間拉回到當年的那項研究。 Gimenez的論文中介紹了一個統計模型。它結合了多個動物個體數據來源以及物種層面的數據，以改進對特定環境中動物豐度的估算。 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擁有可靠的豐度估算值，對于指導保護瀕危物種、設定狩獵配額和監管入侵物種的管理工作至關重要。不正確或有偏差的豐度估算可能導致資源浪費和管理策略失誤。  相機拍攝到的兩只幼年猞猁。動物個體數據可與物種出現數據相結合，但有缺陷的統計模型可能會導致低估種群數量。圖源：KORA ? 例如，假設你正在管理一個狩獵保護區，該保護區內正好有1000只獵鳥，狩獵配額設定為總數量的20%。但模型卻把總數量高估了10%，設定為1100只，那么你簽署獲批的狩獵數量就比理想配額多了20只。顯然，這不利于保護區的可持續發展。 來自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的Jack Thomas、Laura Cowen和西安大略大學的Simon Bonner 研究表明，Gimenez等人開發的模型恰恰相反：它系統性地估低了豐度。 “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我們沒有考慮到動物在調查過程中是如何占據空間的。如果動物移動緩慢或活動范圍較小，它們可能在每個采樣期只在一個地點被發現，從而導致它們的真實豐度被低估。相反，如果動物移動速度快或活動范圍大，它們可能在多個地點被發現，從而有可能使數據出現偏差。”Gimenez說。 論文的第一作者Laetitia Blanc當時是一名博士生，但她后來離開了學術界，成為了一名中學教師。Gimenez認為，Blanc與研究方法的缺陷無關。 “我的其他合著者也與此事無關。作為我們小組的統計學家和資深作者，我認為這是我一個人的錯誤。”Gimenez強調。 Gimenez很熱愛統計學，同時也是一位很有擔當的科學家。 他在經過內心情緒的翻滾后，第一時間就給回應文章的作者們發了郵件，感謝并祝賀他們所做的工作。“我還對回應文章發表前沒有得到通知表示驚訝，他們為忘記通知我而道歉。我并不難過，我很感謝他們發現了我們的錯誤，并花時間在文章中加以解釋和解決問題，以及時止損。”Gimenez表示。 Gimenez不僅回應了此事，他還做了一個更加大膽的決定——把“家丑”外揚。他很快便在社交平臺上宣傳了這篇指出他的研究有問題的文章，還在上面強調了它對之前所做研究工作的意義。  Gimenez社交平臺上分享回應文章 ? 他的行為非但沒有招來質疑和否定，反而贏得了生態學界的積極反饋。而且所有合著者都很支持他，這令他十分欣慰。 社交平臺上的評論區也是一片力挺之聲：“這才是科學，糾正記錄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們都會犯錯”“科學就應該這樣，作為一名年輕的科研人員，看到這種做法真的很鼓舞人心”“這絕對是一篇‘必讀’的論文，我會把它分享給我小組的同事”…… Gimenez坦言，應對這種情況確實比較困難，而對于職業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員來說，這種挑戰可能比資深研究人員更大。“現在，我的事業已經站穩腳跟，這對我來說要容易得多，因為我已經經歷過失敗，而我的成就可以抵消這些失敗。” “如果回到二十年前，當我剛剛完成博士學位時，我會把這樣的時刻看得更重。作為一名年輕的研究人員，我希望自己能更早地意識到，在職業生涯的早期，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工作和個人生活之間取得平衡。而隨著個人和職業的成長，要不斷地重新評估這一點。當你陷入了想成功或想獲得永久職位的壓力之中，你就很容易被自己的工作吞噬。得失心也會變得很重。”Gimenez說。 在Gimenez看來，科學上的錯誤固然令人煩惱，但歸根結底，這只是工作的一部分，保持清醒的頭腦會讓挫折變得更容易駕馭。 他很慶幸身邊有一群可以傾訴的同事，尤其是在出現錯誤時。“總之，作為研究人員，如果我們公開地分享失敗，就會更容易作為一個群體解決這些問題，從而促進科學進步。” 以前的研究被推翻時有發生。 英國的William Shanks窮其一生都在計算π的值，并把徒手算出來的小數點后707位刻在了墓碑上，作為其一生的榮譽。然而，后人發現他從第528位開始就算錯了。 Shanks無疑是曾經計算圓周率大軍中最悲慘的一位，傾盡全力所做之事竟是錯的。事實上，研究錯了也沒什么，科學史本就是一個糾錯的過程，后人依然會向他致敬。 “犯錯誤是人的基本特征，因為科學是由人進行的，因此在研究過程中會出現錯誤也不足為奇。然而，科學的這一方面很少被強調，我們通常不愿意承認自己的不完美。”Gimenez表示，如果一條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那也是研究的巨大進步，“關上一扇門與打開一扇門同樣具有極大價值”。 另外，接受錯誤對于個人和職業成長至關重要。“事實上，我們應該更進一步，向我們的學生和公眾展示所犯的錯誤。這或許有助于修復當前科學界的信任危機。”Gimenez說。 一篇論文發表后，隨之而來的就是回應，有時是反駁。這就是科學的運行方式：通過否定假設或方法，研究人員慢慢地朝著對世界更深入、更完整的理解邁進。這凸顯了科學迭代、自我修正的本質。 然而，Gimenez指出了現在面臨的突出問題：發表論文的工作與這一理念格格不入。盡管審閱論文對于科學的傳播方式至關重要，但在研究人員的職業生涯中，審閱論文的價值卻被低估了。 改正或撤回論文的行為可能會損害聲譽，讓個人感到尷尬——它往往與欺詐或欺騙聯系在一起，而不是被視為科學健康進步的標志。此外，回應論文和評論往往缺乏應有的認可度和關注度。 為了彌合當前出版實踐與科學探索真正目的之間的差距，Gimenez認為有必要做出幾項改變。 首先，應該提升同行評審的作用，承認其在維護科學誠信方面的重要性。這可能需要引入激勵機制，比如將審稿視為科學貢獻，將其納入晉升標準，甚至引入有償機制。 其次，必須轉變對論文更正和撤稿的看法，將其視為科學進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失敗的標志。期刊應該促進作者之間的對話，編輯可以通過定期建議作者撰寫復函，以及放寬對篇幅和提交時間的限制，讓整個過程變得更容易。 “我建議，其他有類似情況的科學家應當采取積極主動的措施來倡導這些改革，無論是通過編輯委員會、專業協會還是他們自己的機構，以幫助學術出版回歸科學發現的真正精神。”Gimenez說。 參考鏈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4-02870-z https://besjournal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1365-2664.12319 https://besjournal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2688-8319.12368 特別聲明：本文轉載僅僅是出于傳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著代表本網站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如其他媒體、網站或個人從本網站轉載使用，須保留本網站注明的“來源”，并自負版權等法律責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轉載或者聯系轉載稿費等事宜，請與我們接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