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見習記者 江慶齡

60歲的時候重新開啟事業，還來得及嗎？

中國科學院院士戴立信的信歲學吹學網答案是，可以。不知

1984年2月，足人已近花甲之年的生新戴立信辭去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以下簡稱上海有機所）的行政職務，與同事組建第十五研究室，聞科擔任副主任。戴立打

此時，信歲學吹學網戴立信已經脫離科研一線18年，不知因此，足人他經常戲稱自己是生新“60歲學吹打”。他結合當時國際化學發展的聞科動向，一頭扎進金屬催化不對稱合成領域，戴立打成為我國在這一領域的信歲學吹學網開拓者之一，并很快取得了系列成果。不知其中，“通過金屬配位作用而實現的一些高選擇性合成反應”“基于手性膦氮配體的不對稱催化”這兩項工作，分別于2002年和2013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戴立信在求學期間，經歷多次避難和轉學。從浙江大學畢業后，他先后當過代課老師、鋼鐵廠助理工程師、礦冶局副科長。1953年，國家號召從事非專業所學工作人員“技術歸隊”，戴立信才如愿“歸隊”，于當年6月來到上海有機所，并一直工作到人生的最后幾年。

無論是在科研一線還是在管理崗位，戴立信始終保持著對學科前沿的關注，以戰略家的視野引領學科發展，為我國有機化學的學科發展、人才培養以及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傾注心血，作出了卓越貢獻。

2024年11月13日，是戴立信的百年誕辰。

“計算機”

1958年，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將科學研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兩彈一星”工程。上海有機所組織全所2/3的骨干投身其中，戴立信從這時起轉向科技組織和管理工作。

在承擔國防任務的過程中，上海有機所先后完成了“開發研制導彈所用的高能燃料”“研制含氟潤滑油”等工作。戴立信雖未進行具體的研究工作，但很好地協調了各方面的工作，而他的科研管理風格也在此過程中逐漸成形——既堅守原則又靈活多樣，始終以“服務人員”的態度行事，為一線科研人員排憂解難。

更可貴的是，由于時刻關注學術界的前沿進展和研究趨勢，戴立信總是能夠從全局出發找到問題的關鍵破局點，為大家出謀劃策。

任上海有機所圖書情報資料研究室主任期間，戴立信便開始琢磨，怎么能夠節省研究人員查找資料的時間。

一次，戴立信在英國考察時，了解到臺式電腦可存儲和檢索數據，于是受到啟發。“上海有機所有很多紅外光譜的譜圖數據，這些數據對于當時的科學研究很重要，外單位人員做了紅外光譜后，都要到所里來查譜圖。我們就想：能不能把這些有用的資料輸入計算機，以便查找？”

他把想法提出之后，同事都很感興趣。很快，他和王源、惠永正等人，向中國科學院申請了建立紅外光譜數據庫的項目。

在這個項目的推動下，上海有機所很快實現了整個圖書館業務的計算機化，到20世紀90年代，在提供一般咨詢之余，還能夠幫助科研人員解決一些文獻需求及課題中的具體問題。

這一舉措在國際上也是走在前列的。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的一位研究人員曾在上海有機所工作過一段時間，回國后，他言辭激烈地批評自己學校的圖書館“太保守，對自動化一點不積極”。

戴立信在管理方面的才能得到了上海有機所上上下下的認可。有老同志評價，戴立信的科研管理能力就像一臺“386”——在20世紀80年代，這是功能最好的微型計算機。

“名片”

1978年，戴立信被選為中國化學會副秘書長。此時，中國的學術界逐漸對外開放。他一直在思考，如何通過中國化學會這一學術交流平臺，讓中國的化學研究重新起航。

戴立信先后參與和組織了1980年、1982年、1984年的中日美三邊金屬有機化學討論會。2005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羅伯特·格拉布斯參加了1980年的討論會。之后訪問中國時，他經常講起一件讓他倍感溫暖的小事——當時旅館的床普遍很短，而格拉布斯的身高有一米九，戴立信注意到后，特地囑托旅館把床加長一截。

此外，戴立信協助中國化學會做了一系列學術交流工作，邀請國外著名專家為國內學者講解國際研究動態。

可以說，戴立信的這些工作，讓國內的化學研究者迅速了解國際學術前沿，也讓世界開始了解中國。而戴立信本人也逐漸成為“中國化學領域的一張名片”，國際上不少學者和組織通過他與上海有機所保持著非常密切的學術聯系。

2010年前后，已過杖朝之年的戴立信，又將對化學學科發展的關切延伸到國際學術領域。他與時任上海有機所所長丁奎嶺共同組織國際上最有影響力的化學家，對有機化學各領域近年來的突出成就進行回顧和展望，并編寫成冊。

2012年，這本英文著作順利出版，不僅為拓展有機化學領域的專業深度提供了參考，而且給能源、教育、經濟等領域的學者帶來了啟發，產生了跨學科影響。

“橋梁”

和戴立信共事多年的中國科學院院士黃乃正稱贊，戴立信是從懂科學、欣賞科研的角度出發做管理工作的。

同時，與國際一流的科學家交往，極大拓寬了戴立信的眼界。重回科研崗位后，他充分發揮管理才能，充當不同學科之間、基礎科學和應用之間的“橋梁”。

一方面，戴立信大力推動了手性化學與藥物、生物學的交叉。1997年4月，由他和中國科學院院士黃量負責主持、不同領域共234位專家參與的“手性藥物的化學與生物學研究”，被確立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九五”重大項目。在結題時，項目被評為特優，除了發展合成方法，還獲得了多項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成果。

有機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周其林也是深度參與此項目的一員。他曾說，“戴先生作為一名組織者，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這個項目不僅促進了化學、生物學和藥學在基礎研究領域的深度交叉，還拓展了參與項目的科學家的研究視野和方法。

另一方面，戴立信重視作為化學家的社會責任，認為不僅要在學科領域內深耕，而且要用化學服務人類發展，同時這種發展應當是綠色、可持續的。

戴立信一直希望從事應用研究的科研工作者能走進企業、面向生產第一線。因此，當學生樓柏良選擇創業時，他盡可能地提供幫助。

“戴先生關于人才培養、新技術應用、社會責任的理念，以及對可持續發展和綠色化學的重視，對于我辦公司和公司后來的發展，都有非常深遠的影響。”每每說起恩師，樓柏良都滿懷感激。

2000年以后，戴立信積極參加了一系列走進企業的活動，身體力行探尋產學研有機結合的路徑。他總是毫無保留地為企業發展獻計獻策，反復提醒重視自主創新能力。

“風景”

“能和一個好學生在一起，是很大的幸福，在我的科學人生中，這種幸福還不少。”戴立信不止一次說過，“我有幾個很好的學生跟我一起工作，這是很難得也很好的。”

在指導學生時，戴立信發揚了上海有機所傳統的“三敢”和“三嚴”學風，即“敢想、敢說、敢做”以及“嚴格、嚴密、嚴肅”。他特別鼓勵學生發揮主觀能動性，沉下心找真問題，并在科研過程中逐步培養自主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實驗室日常的管理中，戴立信給了學生極大的自由度。他并不贊成學生死讀書，整天都守在實驗室里，經常教導學生注意勞逸結合。

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有機所副所長游書力對此深有體會。他在上海有機所讀書時，和同學一樣，會把周末的時間都拿來做實驗。有一次，剛好戴立信到所里辦事，就勸埋頭做實驗的游書力：“你應該出去走走看看、活動活動，不要一周7天全待在實驗室里，讓自己重新休整好了再來做實驗。”

戴立信對年輕人的支持和關心，并不限于自己的學生。每當有即將畢業的學生找他寫推薦信時，他總是欣然答應，然后認真了解被推薦人的具體情況，再花上半天時間親自寫好推薦信。久而久之，學生都愿意找這位看起來一點架子也沒有、說話和和氣氣的老師寫推薦信。

在學術會議上，戴立信身邊總是圍著一圈又一圈的年輕人。他總是認真聽取年輕人的匯報，然后耐心給他們提出建議。和戴立信一同參加過不少學術會議的周其林形容這個場景“就像一道風景線一樣”。

2023年10月13日，上海有機所舉辦了“弘揚科學家精神戴立信院士從事科教工作八十周年暨百歲華誕報告會”。

戴立信穿著棕色正裝、打著玫紅色領帶，在女兒的看護下來到現場。他的老同事、朋友和學生圍在他的身旁，向他送上最誠摯的祝愿。

戴立信一如既往地考慮周到，提前準備了視頻表達謝意。近7分鐘的時間里，他一一感謝了家人、同事、老友、學生，并用流利的英語，問候了幾位遠道而來的海外科學家朋友。

“時光如水總無言，人間安好則晴天。現在的我難以做到‘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但活著的每一天還是覺得晴朗有幸。”他說。

2024年5月13日12時27分，戴立信因病醫治無效，在上海逝世。上海有機所設立追思廳，供各界人士緬懷。

有人留言：“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學問要不知足，深切緬懷戴先生。”

這是他經常提及的一句座右銘，也是他一生秉持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