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秀娣

同濟大學教育評估研究中心主任

學術系統中的減少“自循環”評價雖無權威定義，但確是評價跑偏一種客觀存在。

所謂“自循環”評價，不讓泛指學術成果指標及其獲得對象在學術評價中被“循環”使用的學術新聞現象，即有關部門“自產”“自銷”了某些學術成果指標和相應獲得對象。工作此后，科學這些指標和對象又在其他相關學術評價中被采用。自循環比如，減少“帽子”人才、評價跑偏項目、不讓獎項、學術新聞團隊及基地等成果指標和獲得對象大多出自各級管理部門，工作這些成果指標和獲得對象又被各種學術評價項目大量采用，科學此類情況就帶有很大程度的自循環“自循環”評價成分。

放眼國內科教領域，各種貌似頂尖的科技成果指標及其獲得者并不少見，但基礎研究重大成果和解決“卡脖子”問題的核心成果卻很短缺，這從側面說明了“自循環”評價得出的“學術成果”并不能代表實際學術成果。“自循環”評價具有“自證”和自我強化評價結果的特性，對教育和科研等學術工作的不良導向不容小覷。

首先，學者的職業追求被異化為學術成果指標。“自循環”評價的一大特點是學術機構或個人一旦競爭得到了某項學術成果指標名額，機構或個人就可借此在之后的相關學術評價中屢屢“得分”。客觀上，這些學術評價結果受制于前期的學術成果指標名額能否獲得，因而得到學術成果指標名額對學術機構或個人的職業發展意義重大。

這種“上升”途徑會使學者一旦得到某項學術成果指標名額，便會追求其他或更高級的成果指標名額。只有如此，機構或個人才能實現學術效益最大化。當學者把學術成果指標名額作為追求目標且止步于此時，許多本是“起點”的學術工作竟直接成為了“終點”。

其次，行政職務成為學者學術成功的重要“砝碼”。毋庸諱言，不少學者之所以青睞行政職務，就源于這樣更容易得到學術成果指標名額。現實情況也的確如此。究其原因，除了官員占得“人情世故”優勢外，更主要原因在于“自循環”評價結果缺乏有效監督。因為“自循環”評價主體多為行政主管部門，其往往既是評價政策制定者，又是執行者。如此，學術系統內成員即使對評價結果有異議，一般也不敢提出申訴；而系統外人員對“自循環”評價結果本就沒有多少發言權。而當“做官”成為年輕學者學術發展的首選條件時，便是對學術尊嚴的最大“諷刺”。

再次，學界成員被大范圍卷入“自循環”評價活動中。有關部門越想展現政績或業績，就越要“制造”各種學術成果指標并廣泛吸引相關人員參與指標名額競爭。而這類成果指標名額不僅關系到學術機構或個人的學術地位及榮譽，還可能影響到學術資源的分配。而且，由于“自循環”評價的特性，機構或個人一旦錯過了一次指標名額就可能次次“落單”。

為此，只要有這類成果評價項目時，學術機構或個人即便手頭正做著要緊工作也會立馬放下去參評，因為誰也不想舍棄這樣的機會。而參評者除了要準備大量的材料外，很多時候還需要花精力去“疏通”各種人脈關系。相比學術工作，學者將成果評價看得更重要，兩者的因果關系被本末倒置。

最后，很可能導致“形式大于內容”的虛假繁榮。“自循環”評價的顯著特點是學術成果指標由有關部門自己設定，有關部門又習慣給這些成果指標起一個“高大上”的名字。但不管這些名字有多好聽，其終究只是有關部門想要開展工作的名稱，相應指標名額的獲得對象并不代表實際取得了指標名稱成果。

然而在現實中，因為這些成果指標名額需要通過激烈競爭才能得到，同時它們又會被“循環”使用，一來二去，這些成果指標的獲得對象就會被有意無意地認成實際成果獲得者。由此，“自循環”評價“成果”琳瑯滿目，但許多只是“自娛自樂”。如果不加以警醒，甚至還自我陶醉，就會嚴重助長浮夸之風，污染學術生態。

綜上，“自循環”評價帶來的問題頗多。要想破解此局，嚴控行政權力對學術評價的過多干預最為重要。尤其對于學術成果的評價，評價主體要由“官評”為主轉向由相關利益者共同參與。國家文件多次強調科技成果評價要“誰委托科研任務誰評價”“誰使用科研成果誰評價”，就是希望通過評價主體的適切，保障評出的科研成果“貨真價實”。同理，眼下教學名師、優秀教學成果獎等指標成果獲得者因偏離“教學”主題而受到公眾質疑，如果能讓學生、教師更多參與評價，相信結果會更令人信服。

從本質上說，減少不必要的學術評價是破解“自循環”評價問題的根本之道。學術系統是以高深知識為特征的自組織系統，管理部門的主要職責是為科教人員提供可以潛心學術工作的良好制度和環境。過多的學術評價不僅會擾亂學者的工作節奏，還可能被投機分子利用而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嚴重后果。不得不說，學術工作有其發展規律，優秀學術成果終究會因受眾群體和學術同人的高度認可而脫穎而出。所以，有時“不評價”本身就是“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