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小芳一篇非常感人的報道。歷經辛酸坎坷，真實終于同18年前的版上愛人生活到了一起，黑龍江省女子王亞文和知青劉行軍之間的海知動人愛情故事，演繹了真實版的青黑“小芳的故事”。

王亞文和劉行軍的龍江故事
晚報記者 孫立梅 張建群 報道

經常聽到有人感慨：為什么言情歌曲、言情小說、姑娘言情影視劇在都市中這么受歡迎？很簡單啊，小芳因為我們現實生活中的真實真愛太少了！可是版上，王亞文，海知這位為了愛情而從黑龍江來到上海的青黑倔強女子，在經過無數的龍江辛酸坎坷之后，終于同她18年前的姑娘愛人———劉行軍生活到了一起，她告訴記者：“是小芳的，我當然相信真愛的存在。若不，我們可怎么生活得下去呢？”

上海知青劉行軍

特殊的年代，自然會有特殊的愛情。1969年4月，黑龍江還冰雪未消，上海小伙子劉行軍在懵懂之間，跟著3000多名上海知青來到黑龍江德都縣。按他的話說：“到了農村以后，我們看到一幅非常凄涼的景色，土地一望無邊，老百姓穿得很破。”他根本沒有留意到，在這些穿得很破、從家里跑出來看“大城市人”的老百姓當中，就有一個王亞文。那年，她才11歲，她還不知道，那個讓她的未來充滿淚水的男人，千里迢迢來到了她身邊。

1974年他們相愛

王亞文

轉眼，那個不起眼的小姑娘王亞文一天天長大了。劉行軍到德都縣5年，最初的失望已消失在日復一日的勞作中，上海變得陌生而遙遠，劉行軍被分派到生產隊的小藥房工作，以為自己會在這里呆一輩子。這時，劉行軍犯了一個錯誤，幾乎要了人命，卻也開始了他的愛情。

一天，王亞文的父親王老漢到劉行軍這里來拿藥，初來乍到的劉行軍一個疏忽，把藥給錯了。王亞文風風火火跑過來找醫生，搶救了一夜，王老漢終于得救了。劉行軍從此成了王家的常客，開始是因為負疚，可漸漸地，不一樣的感情萌生了。一次，經過一個商店時，王亞文急匆匆地叫了劉行軍一聲“劉哥”，她不經意的稱呼，卻一下子撥動了小伙子的心弦。這年的7月25日，劉行軍寫了生平第一封情書，然后把小紙條塞給了王亞文。亞文趕緊把紙條揣到口袋里，嚇得趕緊跑，雖然她并沒有明確答復，可溫柔的舉止卻是一種默許。以后幾乎每天，劉行軍都到王亞文家做客，那時談戀愛不叫談戀愛，而叫“串門”，知青們只要一提起劉行軍，就開玩笑說“他到王亞文家串門去了”！

他們的“約會”少得可憐，只是，他們走在房后時，劉行軍忽然親了王亞文一下，嚇得小姑娘手腳冰涼、直冒冷汗。但是，就是從那時起，她就認定：“他就是屬于我的，我就是屬于他的。”

1976年他們分開

1976年，王亞文和劉行軍開始談婚論嫁，但同屋知青開始一個個回城。不久，劉行軍被保送去了華東師范大學，正好可以回到家鄉上海。拿到錄取通知書后，劉行軍就去找王亞文，并且對天發誓，學成一定回來。其實，當時知青返城已經發生了很多悲劇，縣城里一個女孩被上海男友拋棄后甚至發瘋了。雖然從感情上舍不得，但為了劉行軍的前途，王亞文還是選擇給他自由：“我就算非要把他留下來，他能心甘情愿在農村呆一輩子嗎？”她至今不后悔當初的決定，只有讓心愛的人自由，才能真正擁有他。

1980年，劉行軍大學畢業后分到了閔行一所小學，工作后面對王亞文，他感到了現實的壓力：“她沒有戶口，意味著一切都沒有，當時也沒有房子，幾乎沒法生存。”這時，王亞文寫信要求結婚。劉行軍卻在家人勸說下決定分手。當分手信送到王亞文那里時，她拿著他的信和照片，不吃不喝，哭了二十多天。

1987年，劉行軍經別人介紹，和一位上海姑娘結了婚。本來還抱著一絲希望的王亞文徹底絕望了，她悄悄地吞下了100片鎮定藥。“我媽說搶救了7天7夜我才醒過來，醒過來以后我發現，我媽哭得像淚人，我弟弟頭上包著白紗布，血淋淋的。我媽和我說，你看見沒有，你弟弟傷心得用刀砍自己的頭，我們家玻璃都被他砸碎了。我媽一邊哭一邊說，今后為了我們，你也要活下去！當時我看我媽和我弟弟那樣，我想，既然活過來了，今后也就只能為他們活了。”王亞文仍然沉浸在思念中無法自拔，在縣城的照相館，她看見一個寫著上海站的布景，于是拍了一張沒有新郎的婚紗照。

“我從前很開朗，大家說我人不到，笑聲先到。后來和他分開以后，一年比一年差，人的性格也變了，從此不喜歡接觸人。”都說等待是一生中最初蒼老，王亞文的青春，就是這么蒼老的。她十余年的生活中，只剩下了回憶和等待。

回憶那些無數個輾轉難眠的夜晚的思念、悲傷和絕望，王亞文歷歷在目：“我無數次夢見他。每次夢見他的時候，都是聽說他要來，我很開心，不知道往哪里去，跑過去就是看不到他。有時候聽說他來了，我要追他，也是追不到的。人要是真正喜歡上一個人，也說不清他具體哪里好，也想不出他哪里不好，即使不好，你也不會往心里去，我也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體會。”

“一條小路曲曲彎彎細又長，一直通向迷霧的遠方。我要沿著這條細長的小路，跟著我的愛人上戰場。”這是當年知青們經常唱的一首歌，可是，上海太遠了，從未出過遠門的年輕的東北姑娘王亞文，也沒有足夠的力量，尋找到那條可以尋到愛人的小路。

1994年他們重逢

往事不堪回首。王亞文和劉行軍，以為再也不會遇到初戀的愛人了，但是，世事就是這樣奇妙。1994年，劉行軍插隊時的室友曲勝輝回到闊別已久的德都縣調研，他邂逅了蒼老憔悴、身體也面臨崩潰的王亞文。“王亞文原來是個年輕漂亮的女孩，我看到她時她病很重，說話都不成句，給我印象特別深。我覺得接受不了，她怎么會變成這樣？她和我說過以后，我無法向她承諾什么，但我自己覺得有必要找到劉行軍。”

在這些年當中，劉行軍曾和妻子一起去過美國，由于不適應，他半年后回國，并與妻子辦了離婚。

當從曲勝輝那里得知王亞文還在等待自己后，劉行軍沒有猶豫，立刻提筆寫信邀請王亞文來上海治病。看到熟悉的字跡，王亞文一下子哭了出來：“他說我真沒想到你這么傻，一切是我造成的，我對不起你，所以我現在要彌補，彌補這一切。”因為王亞文極度虛弱無法去上海，劉行軍很快踏上了去黑龍江的列車。

王亞文這樣回憶多年后的重逢：“我弟媳婦跑過來說來了來了，上海人來了！當時我一聽說不清的感覺，好像腦袋‘嗡’了一下。我趕緊起來，但全身發抖，怎么也穿不上衣服。等到一個多小時以后自己才逐步冷靜下來。”而劉行軍則說：“我覺得自己真對不起她，我沒想到一個女人為了等待她心愛的人，苦苦等待了這么多年。”

等待多年的戀人終于出現，她反而不知道說什么才好，只說了一句“你來了”，他點點頭。多年的壓抑和痛苦，一下子火山一樣爆發出來，他們哭了很長時間，他一直說，“我沒想到你怎么這么傻”。

2004年他們患難與共

來上海已經10年了，王亞文說她過的是神仙一樣幸福的日子：“來上海前半年，上下樓他一直背我，這半年里我沒燒過飯，沒洗過衣服，沒買過菜。他什么都依我，為了我多少錢也肯花。他說他要從17歲開始補償我，按這樣算來，其實我現在才27歲，真的是很開心很開心。這10年里，我認為我雖然吃了這么多年苦，但一切還是很值得的。我認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然而，天有不測風云。2004年5月，劉行軍感到身體不適，開始只以為是乙肝，但不久病情惡化，他必須要接受肝臟移植手術。這個手術的費用就要幾十萬元，根本不是他們的家庭可以承擔得起的。為了給劉行軍籌錢治病，王亞文天天打電話懇求所有認識的人幫助他們，她也借助媒體進行呼吁，終于籌錢把劉行軍送上了手術臺。

手術室的那一幕，劉行軍和王亞文至今難忘。劉行軍告訴記者：“我離開阿亞的時候，覺得自己要去經歷一場磨難，我給她唱了首歌，‘世上只有亞妹好’。”王亞文則說：“醫生對我們說，這種手術很危險，成功率才50%，不知道能不能再見面。上手術臺的時候，我們抱在一起，他給我唱了一首歌，我給他唱了一首歌。我唱的是，‘世上只有劉哥好，劉哥的亞妹是塊寶，離開劉哥的懷抱，幸福享不了’。”

手術后的劉行軍雖然從死亡線上逃生，但身體仍然十分虛弱，每天戶外活動基本上就是去樓下散步，一有不適，還要住院幾天，每月醫藥費仍要好幾千元。為了照顧丈夫，王亞文幾乎寸步不離。

雖然夫妻恩愛一如往日，昂貴的手術費用，也為夫妻倆的心情蒙上了陰影。劉行軍說：“有時候晚上睡不著，就一個勁地想，今后的路該怎么走呢？我覺得很難很難。我住院用了40多萬元，其中20多萬元都是借的，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夠還清。好在生活上亞文很知冷知熱，每天早上起來，她例行把房間里外打掃一遍，每天都要占用很長時間，我覺得非常溫馨。”如今，這對患難夫妻，仍在辛苦而幸福地生活。

生長在心中的向日葵
作者：楊立亞

這是一篇非常感人的報道。楊立亞先生親自做了跟蹤采訪報道。原報道如下：

1969年，16歲的上海知青劉行軍去北大荒插隊，與當地女孩二丫相愛。幾年后，劉行軍回上海讀大學，臨行前向二丫承諾．畢業后與她成婚。二丫苦等3年，等到的卻是一封分手信。二丫放不下心中的這份感情，沒再談戀愛。18年后，劉行軍驚聞二丫仍然單身，并且身患重病，他毅然重返北大荒，將二丫背到上海治病、成婚。1996年，二丫的肺大泡破裂，做手術切掉了左肺；2004年，劉行軍又因肝癌需要做肝臟整體移植手術……

劉行軍：

18年后，我又回到了北大荒。二丫的媽媽顫巍巍地站在屋中間迎候我，只說了一句“孩子，你回來了”，就把我擁入懷中。我善良溫厚的北大荒媽媽啊，自始至終沒有一句責怪的話。小弟憤怒地把頭扭到一邊，拒絕跟我打招呼，這個憨直的漢子，忘不了我害得他的姐姐差點喪命。二丫的舅舅只說了一句：“18年了!”不勝感慨。

二丫還沒起床，聽說我來了，立時抖成一團，抖得一件棉襖穿了好半天，才勉強穿到身上。她遲遲不敢出來，她沒有勇氣出來，怕自己失態控制不住。

好像一個世紀那么漫長，二丫終于從房間里出來了。這時大隊書記聽說我來了，也過來看我。屋子里坐滿了人。

二丫的頭始終低著，聲音喑啞：“你來了……”

這就是我的二丫嗎?她臉色蒼白，穿著厚厚的棉襖棉褲，瘦削、虛弱得好像隨時都會摔倒。“來了。”我的喉頭有點哽咽，好似有一把利劍在攪動著心臟。二丫的衰弱病態讓我的心中充滿了內疚。說完這一句，她轉身回了自己的小屋。

吃過早飯，一屋子人悄然散去，二丫的媽媽也沒了蹤影。我來到二丫的小屋，對坐在炕邊的她說：“你怎么這么傻啊。真想不到你會這么傻!”我把她攬進懷里，兩人放聲大哭，訴說著離別后的這l8年，邊說邊哭。二丫l8年的委屈和悲傷化做淚水的長河，不停地流啊流。我倆一直說到日上三竿，又說到日落西山。

我說：“一切都是我造成的，這一次你得跟我走。”懷里的她瘦成了一把骨頭，不把她帶走，做最好的治療，我擔心她熬不過這個冬天。

二丫哭了：“不了。見到你，我就沒什么遺憾了。你看我現在這個樣子，不可能跟你走了，我走不動了。”

“我背你。背也要把你背回上海。后半生，我們再也不分開。”我堅定地說。

第三天早晨4點多鐘，我帶著二丫離開了合心屯。二丫的身體太差了，嚴重的支氣管哮喘讓她的呼吸聲粗得像拉風箱。她1．65米的身高，體重卻只有38公斤，眼見油盡燈干了。我都擔心她撐不到上海。

火車上，我們倆舍不得合眼，不停地說著話，實在困了才打個盹兒。

二丫說：“到了上海，我怕我不習慣呢。”

“怕啥?有我呢。”

“我不懂上海話，唧唧噥噥的，一句也聽不懂。”

“我教你， 一句一句地教，總能學會的。”

“我想家怎么辦?從來沒離家這么遠。”

“想家了咱們就回去。一年回一次北大荒，總行了吧?”

二丫的眼珠轉了轉問：“你一個人住嗎?”我說：“是的。”單位給我分了一套30多平方米的房子，我很少住，平時都住在單位值班室。這18年，除了跟前妻結婚的3年，我過的基本是集體生活。

“房子還沒裝修，隨便你怎么弄吧。”是的，我們的家，連同我的人，都交給她了。

我凝視著眼前這個女人，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在忍受了l8年分離的痛苦之后，我們終于團聚了。

我俯下身，在她的耳邊輕聲說：“我將從17歲開始補償你。”

但造化弄人，厄運對我們的考驗一直沒有停止。繼1996年二丫的肺大泡破裂，手術切掉了左肺后，2004年2月，我又出現了腹痛、乏力、食欲不振、皮膚瘙癢等癥狀。上海一家醫院診斷為甲肝。在住院治療的43天里，我的體重急劇減了l0幾公斤。病情不斷惡化，高燒不退，還出現了肝腹水。4月9日，已為我妻的二丫見情勢不妙，把我轉到上海中山醫院，經全面檢查，結果出來了。二丫被醫生叫去辦公室，回來時兩眼通紅。

她強作笑顏：“肝炎，有點兒肝腹水，得住院治療，沒啥大事。”

她的目光躲閃著。在她11歲時，我們就認識了，我熟悉她就像熟悉自己的掌紋。她的故作輕松，對緊張和悲傷的掩飾是瞞不過我的。

病房里有4張床，其他3張床住的都是肝癌患者!突然的醒悟，好似呼嘯而來的鐵錘砸在我的胸口。我知道肝癌是死亡率極高的一種疾病，那么我還有多長時間?我才51歲，死亡就這么在我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悄然而至?

病情來勢洶洶，我極度虛弱，時而昏迷，時而清醒。連日忙于護理又陷于焦慮之中的二丫終于撐不住了，坐著小板凳，趴在床邊打起了瞌睡，手卻緊握著我的手。深夜，微弱的光線透過玻璃窗落在她的臉上，她的眼角依稀有淚。我想給她拭淚，卻虛弱得抬不起手。10年前，我將這個女人背到上海，向她發誓：“我背棄你、傷害你18年，我要從17歲開始補償你，讓你幸福……”

她剛剛幸福了10年，難道我要再次背棄自己的誓言棄她而去……

二丫：

2004年4月9日，醫生把我叫進辦公室，告訴我：“你的丈夫是肝癌晚期，唯一的希望就是進行肝臟移植手術。”

仿佛大地在腳下裂開，我墜向無底的深淵，空白、絕望、恐懼像拍天的巨浪一樣涌來，仿佛要把我拍爛扯碎。在我的生命中有過一次類似的經歷，那是1980年，我接到他的分手信時。微笑的生活突然面目猙獰地揮起大棒，砸在我的頭上，我的愛情、幸福和未來都碎了。

第二天，醫生下了病危通知書，并告訴我，他的肝功能已衰竭，隨時會出現肝昏迷和吐血的現象。醫生還說，必須馬上做整體肝臟移植手術，不過風險大，費用很高，至少要35萬元。

我們僅有一萬元的存款。10年前，劉行軍把我從北大荒背到上海后，我一直在養病，沒有工作。劉行軍的收入也不多，僅夠維持我們的生活。l996年，我又做了一次手術，花去了四五萬元。我們家最值錢的就是單位分的30多平方米的住房，那是一房一廳，老式結構，廳是曬不到陽光的。當時上海的房價還沒太漲，賣不了幾個錢。

死神扇動著黑色的羽翼，要把他從我的身邊奪走。我要是能湊到35萬元，或許能從死神手里奪回他。可是，我上哪兒去籌這筆巨款呢?

我守在他的身邊，緊緊地抓著他的手，死神隨時隨地會把他帶走，可是我不甘，不甘我們就這樣被命運再次分開……

劉行軍很快就出現了間歇性肝昏迷。醫生告訴我，肝昏迷是肝癌患者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必須馬上進行手術。馬上湊齊35萬元醫療費，才能救他的命!

我哭了，除了哭，我還能怎樣?

傍晚，他再一次陷入昏迷。我肝腸寸斷地把他的頭抱進懷里：“哥，你醒醒，跟我回北大荒吧。那里有漫山遍野的向日葵，你說過，金燦燦的向日葵是世界上最美的花。”不，我決不輕易將我的丈夫交給死神，決不!就像當年我死死抱定愛情，決不肯放棄一樣。劉行軍總說我：

“你這個女人啊，又傻又犟。”

可是，怎樣才能湊到這35萬元的救命錢?

我急得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亂轉，在家里四處亂翻，哪怕一分一角都不放過。也想過向親戚求助，可劉行軍的父親1984年患肺癌病故。他們家兄弟7個，生活都不寬裕。我的父親也去世了。2000年，劉行軍將我母親和我的小弟一家接到上海，母親在小區看車棚，弟弟做保安，弟媳在飯店洗碗，他們將積攢下的1000多元錢，一分不少地都給了我。

最后我在家里翻出了劉行軍的電話本，逐一打電話求救：“求求你，救救我們……”

2004年4月14日，醫院專家組決定，派人緊急尋找匹配的肝源，在此之前，先給劉行軍換上人工肝臟，以血液透析來維持他的生命。

手術定于2004年4月15日。上午9時，醫生讓我在術前風險告知書上簽字，我的手抖得不行。當時肝臟整體移植手術在我國剛剛起步，手術風險極大，很多病人死在了手術臺上。我簽完字，想到即將到來的生離死別，淚水止不住地流了下來。

9時30分，劉行軍在要被推進手術室時，突然拉住我的手：“對不起，丫妹，這些年難為你了。如果我出不來，你一定得挺住。”我俯下身，在他的耳邊輕聲說：“記住，你得活著回來。我等著你。你知道我傻，一根筋，認定的東西死也不放開。你不回來，我也就沒命了。”說著，我的淚珠滴到了他的臉上。他抬手輕撫了一下我的頭發：“傻丫頭，我不會再坑你一次!”

他被推進了手術室，我站在門外，雙手合十向上天祈禱，保佑我的丈夫平安出來。我在這里等著，哪怕是地老天荒我也等……上蒼也許聽到了二丫的禱告，也許是因為目睹了我們18年的離別及團聚后的種種苦難，終于動了慈悲之心。

劉行軍：

2004年4月15目下午3點多，當手術進行了一半、壞死的肝臟被摘除時，傳來一個天大的喜訊，匹配的肝源提前空運到了上海!醫生馬上放棄了植入人工肝臟的計劃，新的肝臟被移入……肝臟移植手術進行了6個多小時，當我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重癥監護室里，身上插滿了管子。醫生笑著告訴我，手術非常成功，壞死的肝臟被摘除了，新的肝臟已經開始在我體內工作。但這并不意味著我逃出了死神的魔掌，接下來的幾天，是極其危險的排異期。

我用目光尋找著，看到了站在重癥監護室玻璃墻外的二丫，她含淚帶笑地望著我，向我擺手。我知道她的意思，她在說：“哥，你得堅強，你得活著走出來。”我示意她去休息，別在那里傻站著。她是只有半邊肺的人，我擔心她的身體撐不住。二丫搖頭，倔強地站在外面，從手術開始，她就寸步不離地守著，生怕一不小心，死神就會帶走我。

我知道二丫心中的恐懼。1996年，二丫被推進手術室時，我的心里也曾這么恐懼過。我們不能再失去彼此了，我們跟別人不一樣，因為我的愚蠢，我們曾失去了寶貴的18年。

作者手記：

2009年l0月，我到上海重訪劉行軍和二丫這對多災多難的夫妻。劉行軍換肝后奇跡般地恢復了健康，重返上海少年勞教所上班，但手術欠下的巨款還沒有還清。

坐在他們簡陋的“蝸居”里，我問二丫：“如果人生能夠重新來過，你還會選擇劉行軍嗎?”

“會的。”沒有半點遲疑，二丫平靜的回答中有不容置疑的堅決。

突然，他們養的鷯哥發出了一聲響亮的叫聲：“丫妹啊!”那聲音酷似劉行軍，在聲聲呼喚自己的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