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外部經濟在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深度實踐中將劃上圓滿句號。十九大召開釋放了全新的因素影響經濟發展思路，而且制定了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兩步走的中國時間表。2018年是經濟十九大后第一年，人們對明年的外部經濟充滿了新的期待。

但不容忽視，因素影響仍然還存在一些或將影響中國經濟的中國因素。這里我們對2018年可能影響國內經濟的經濟外部因素做了一些梳理。

經濟因素

世界經濟增長態勢是外部2018年全球經濟大環境最重要的描述指標。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不同程度地調高了明年全球經濟增長的因素影響預期。各自預測水平的中國差異并不重要，重要的經濟世界經濟增長更高預期的一致性。

事實上，外部發達經濟體，因素影響美國、中國歐元區作為一個整體，領先指標PMI指數都在擴張水平以上且漸進上行。美國、日本、歐元區進出口不斷增長，顯示互為市場的外需環境不斷改善。市場預期歐央行將在明年9月結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不過2018年歐元區19個國家中有十三個國家將繼續寬松的財政政策，這將繼續推動歐元區經濟復蘇。

預測顯示，日本2018年經濟增長可能低于今年，但應該可以達到1.2%的水平。數據顯示發達經濟體從2008年的經濟危機中復蘇明顯隨著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石油價格不斷企穩，依賴能源出口的新興經濟體，巴西、俄羅斯、尼爾尼亞和南非等國家的經濟增長也整體顯示樂觀預期。中國和印度保持全球比較下的較高增長被國際社會預期。

全球經濟相對景氣的樂觀，外需市場改善，全球貿易較今年有進一步增長是可以預期的，這對貿易大國的中國經濟釋放了非常積極的信號。

非經濟因素

地緣政治是影響全球乃至中國經濟最主要的非經濟因素。中東局勢的變化直接影響能源價格、投資環境，無疑將牽動各方利益。2018年中東局勢的復雜性沒有改變，中國要一如既往密切關注，見招拆招步步為營保護自己的利益。

非洲政治一直不穩定，突發事件和黑天鵝事件頻發，近期的津巴布韋事件再次警示，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和合作要需要加大對非洲政治大環境的研究，減少經濟損失。

近年來，發達經濟體的社會不穩定對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帶來的影響也不可忽視。美國、英國、德國、法國不斷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英國脫歐以及引發其他歐盟國家脫歐思潮的波動，都會對本國經濟乃至中國經濟產生影響。德國一直是歐洲經濟的引擎，德國經濟穩定對整個歐洲經濟穩定舉足輕重，這使我們不得不對德國近期大選后組閣失敗可能重新大選顯示的體制的不穩定表示擔憂。

對中國來說，朝鮮半島的局勢變化，如何處理朝核問題、薩德問題、與日本的關系、南海問題中與東南亞各國的關系，是更直接的影響2018年中國經濟的非經濟因素。保持各層面的溝通，減少雙邊和多邊的誤解和誤讀，堅持和平共處的原則，是處理中國近鄰關系的既定方針和智慧之舉。

不論是外部的經濟因素還是非經濟因素的影響，都不是我們能夠控制也很難量化，但改革開放三十年融入國際社會的經歷，基本應對措施還是有充分的準備的。

美國因素

美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來自兩方面。一方面來自中美經貿關系中存在新變數。

美國在2017年對中國啟動301條款，按照美國國內法對中國進口提出反傾銷調查；對中國對美科技企業的投資設置更大的限制，都對雙邊貿易和經濟活動造成困擾。

不過301條款調查一般要半年到一年，我們要利用調查給出的緩沖期，玩好特朗普總統一以貫之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游戲。

美國財稅制度改革已獲眾院通過。雖然美參院有不同版本的稅改方案，主要是實施時間推后一年以及降低收稅成本的一些規定，并沒有實質性的分歧。因為明年的議會大選，共和、民主兩黨都有通過稅改的意愿。

稅改主要改變部分是把企業所得稅從35%降至20%，個人所得稅從7個檔次減少至4個檔次。所得稅大幅下降將大幅降低企業綜合成本，對于國外直接投資和美國海外企業的回歸有重大的吸引力，對中國部分綜合成本較高的制造業應該是有吸引力的。

個稅的調整是吸引各方面人才的重要舉措，在科技特別是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的時代，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源競爭。

中國需要較細地比較一下中美綜合成本，特別關注那些具備向高端制造升級的企業和一些新興產業的比較，考慮政策的調整提高企業的競爭力，避免美國稅改的直接影響。

另一方面，新一屆美聯儲主席上任帶來美國貨幣政策對資本流向和人民幣匯率的影響。

11月特朗普總統提名鮑威爾為下一屆美聯儲主席。分析認為，鮑威爾會向特朗普總統希望的那樣采取溫和的貨幣政策。但是美國經濟增長已經接近潛在增長速度，而且有分析認為美國通脹明年會超過2%貨幣政策的目標，達到2.1-2.3%的水平，因此明年4次加息也是被預期的。美元更高的利息意味著美元收益率提高，會吸引各國包括中國在內的資本流入美國。

實際上近兩年來，中國國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不合理的對外收購活動，設置對外投資一些領域的限制，管控資本大規模流出，就是對美聯儲加息和縮表政策的應對，2018年這些舉措可能需要延續。

十九大以后國內將推動更大開放格局的戰略，在資本流向管理方面，以及資本項下可兌換的改革方面，中國仍需要采取更平衡的政策和措施。

至于人民幣匯率，在央行中間價新的設定規則下，美聯儲加息、美元升值、其他主要國際貨幣相對貶值對人民幣產生的綜合貶值影響應該在可控的范圍內。

(本文作者左小蕾系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銀河證券前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