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路人才是記錄境外真朋友。”王青鋒的肯尼經歷是中非科學家共同投身研究、共促人類發展的亞植研人員首一個剪影。科學研究的美中道路是一條有惠于人類的漫漫長路，中非兩方攜手共進、國科國上下求索，度參為國家間的編纂合作提供了友誼的范本。

　　王青鋒教授不僅是植物志一位出色的科學家，更是記錄境外一位優秀的導師和合作伙伴。他對非洲留學生的肯尼悉心指導和支持，為中非科研交流搭建了橋梁，亞植研人員首促進了中肯科技援助合作的美中深入發展。丹尼爾多穗蘭的國科國命名也見證了王青鋒教授對學生的深切關懷和紀念之情。

　　在王青鋒的度參辦公室里，各處都可見與非洲有關的編纂物件。其中有一幅猴面包樹的掛畫，由非洲當地特殊的紙和植物材料制成，樸素地拼接出猴面包樹的偉影。

　　去年9月，《肯尼亞植物志》首部分冊發布，王青鋒擔任中方主編。這是首部由中國科研人員參與組織編纂的境外國家植物志。

　　今年5月，Nature雜志刊登了一項研究，系統闡述了猴面包樹屬植物多樣性演化歷史及其保護建議，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園/中國科學院中-非聯合研究中心的王青鋒研究員，是兩位通訊作者之一。

　　王青鋒對于非洲大陸的深情，可追溯至1996年。那時，他為了幫助恩賈梅納大學理學院建一個實驗室，第一次去往非洲。

　　與在武漢的生活相比，非洲的條件艱苦——不僅有高溫、缺水、頻繁的斷電，還有當時流行的瘧疾、霍亂等疾病的威脅。

　　“久而久之，這就成了一種習慣。現在，有的時候我還會在洗漱包里備一瓶風油精。”王青鋒說，“不過現在條件好了，就從內羅畢到馬賽馬拉的那一路，你可以看到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生活熱且苦，但生命的多樣性始終吸引王青鋒步步探索。在乍得邦戈爾考察時，他租了當地的小摩托車，三五個當地的孩子有時環繞著他，幫忙提著標本夾，沿著洛貢河一點一點地采集植物。

　　“中國有句古話叫‘見多識廣’，分類學最重要的就是積累，從不認識到認識，從認識的當中又發現不認識的。”王青鋒說，“既有興趣和喜歡，也有堅持，不斷驅動自己。”

　　就如同登臨乞力馬扎羅山，經歷一步一坑的艱苦跋涉之后，身在海拔4000米左右的山間，一草一木豐茂和諧，人類也與之相安。

　　非洲的綺麗與貧瘠并存，繁多的物種背后，與之相配的研究力量尚且欠缺。王青鋒提到，植物志編纂作為一項龐雜而重要的事業，需要各處的人們、各地的研究者合力共筑。

　　據王青鋒介紹，《肯尼亞植物志》預計收錄7000多種植物，將填補肯尼亞在植物資源研究領域的空白，影響輻射東非乃至整個非洲大陸。

　　編纂《肯尼亞植物志》的念頭可追溯至1999年——王青鋒招收的第一位非洲留學生羅伯特來自肯尼亞，也是他最初接觸肯尼亞的“牽線人”。從那之后，建立中非植物研究合作的念頭就一直懸在心中。

　　除了在肯尼亞開展研究，中國科學院中-非聯合研究中心也逐步在埃塞俄比亞、馬達加斯加、坦桑尼亞、盧旺達、毛里塔利亞聯合建設野外站點和實驗室。

　　“科技援助是一種可持續的合作，有平臺作為載體，人作為支撐，能夠結合經濟援助發揮更大的作用。”王青鋒說。

　　每一種植物記錄的背后都是人的歷程。丹尼爾多穗蘭，既是肯尼亞西部高原一種蘭花的名稱，也包含著一個植物分類學家的名字——曾在中-非聯合研究中心攻讀博士學位的丹尼爾（Daniel Odhiambo Miyawa）。

　　王青鋒第一次見到丹尼爾，是在2014年辰山植物園第二屆上海國際蘭展上，聽聞他是肯尼亞國家博物館的蘭花專家，便邀請他來中-非聯合研究中心攻讀博士，丹尼爾次年就來到了武漢。

　　不幸的是，2017年丹尼爾病重，不久離世。因此，次年發現的多穗蘭屬新物種就以他命名，作為對一名蘭花研究者的紀念。

　　“在我退休之前，《肯尼亞植物志》肯定也是做不完的，但我想有更多的人會去做，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王青鋒說。